重磅炸弹药物是指年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品牌处方药。艾意凯咨询的全球生命科学业务负责人皮埃尔•雅凯博士就当今重磅炸弹药物领域提出了五大趋势，包括：重心越来越转移到特药和生物药；通过改变疾病进程或治愈疾病来创造价值；美国市场在全球的地位不断下降；核心治疗领域外的机会逐渐凸显；越来越多的研发创新外包和权益共享。

艾意凯咨询的全球生命科学业务负责人皮埃尔•雅凯博士

而全球重磅炸弹药物的新态势将会如何影响传统大型医药企业，中国企业如何在这样利润丰厚的领域寻找机遇？皮埃尔·雅凯博士给出了他的答案。

10亿美元是一个很高的门槛，目前只有很少一部分的中国药企能够达到这个规模。但中国药企在重磅炸弹药物的领域依然存在机遇。公司分析表明，2000年美国本土销售额约占全球重磅炸弹药物销售的三分之二，而目前重磅炸弹药物的销售正越来越多地转移到美国之外的市场。例如诺华的格列卫（甲磺酸伊马替尼），赛诺菲下属健赞公司的思而赞（伊米苷酶），阿斯利康的冠脂妥（瑞舒伐他汀钙）和辉瑞的乐瑞卡（普瑞巴林），这些重磅炸弹药物60%以上的销售额都来自美国之外的市场。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处方药市场，已经是跨国药企的重要目标，虽然中国市场的准入流程，包括新药审批速度和定价等，仍是创新药发展的挑战。中国药企依靠国内市场获得重磅药物的成功还是有一些挑战的，但他们一定有机会在全球市场上创造佳绩。

中国药企如何能利用其在本土市场的优势？鉴于药企必须依赖一系列小的重磅炸弹药物来维持增长，成功的上市规划、全球商业化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都是最大化捕捉重磅炸弹药物价值的必要条件。分析表明，1995-1999年间的重磅炸弹药物平均需要5-6年时间才达到重磅炸弹药物的门槛，而2000-2004年间的重磅炸弹药物平均只花了4年。最近由吉利德(Gilead)和艾伯维(AbbVie) 推出的丙型肝炎的治疗药物进一步缩短了这一时间。

目前，全球在研药物中只有四分之一是由跨国大型药企研发的。皮埃尔·雅凯博士认为，许多中小规模的生物制药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在研发出重磅炸弹药物，而由于这些药企在中国市场的经验有限，它们需要积极寻求外部支持来帮助其产品在中国成功上市。近期的一个例子是旧金山一家创业公司Presidio将其产品丙肝病毒NS5A抑制剂在中国的研发和经营权出售给了杭州歌礼生物。即便是已经进入中国的更大型的跨国药企也在寻求本土合作伙伴来协助加速其新药在中国的上市，例如安进公司与浙江贝达药业合资，共同推广帕尼单抗(Vectibix)。

那么中国药企要如何主动出击寻找潜在的重磅炸弹药物？当下中国企业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峰会，虽然大多数的国际交流的目标仍集中在获得已上市或临床试验后期产品在中国经营权。中国企业参与产品研发周期中更早期阶段的难点主要在于技术评估。毕竟，三期临床之前的药物的上市可能性只有约50%，存在诸多技术风险，而大多数中国企业认为自己不具备准确评估技术风险的能力。

然而，一些具有前瞻意识的中国药企正开始寻找处于更早期阶段的药物，投资这些公司并积极争取机会参与到下一代重磅炸弹药物的开发中。对这些要进入价值链更上游的企业来说，技术评估能力的提升是重中之重。此外，公司内部用来发掘具有重磅炸弹药物潜力的产品的流程和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完善机制和流程有助于企业重新系统性审视合作机会、推动产品授权的引进。

就本土创新药跻身重磅炸弹药物名单的时间？皮埃尔·雅凯博士给出了十年甚至二十年时间这一答案。他认为现在已经看到有大型跨国药企在中国收购意向早期的本土创新产品，并继续开发和拓展中国以外的市场。这种模式让跨国药企拥有对重磅炸弹药物的完整所有权，从而能够进一步刺激他们的增长，并减少部分所有权导致的价值流失问题。中国企业做好准备将其本土创新产品推向世界舞台，也许尚需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

鉴于中国市场越来越鼓励创新，包括慷慨的创新基金资助和大量的生命科学专利，国际药企的研发团队都在积极探索与中国的创业公司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机会。比如，礼来公司在2015年第一季度与江苏信达生物制药签订协议，包括5,600万美元首期款和可能高达4亿美元的里程碑支付。协议包含由信达提供的两个药物，一个是针对血液CD-20单抗，另一个是尚在临床前阶段的免疫肿瘤学药物。再如，2013年默克雪兰诺与北京百济神州生物科技签署两项交易来获得百济神州在中国发现的第二代BRAF抑制剂，和用于癌症治疗的多聚(ADP-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此外，许多跨国药企，包括拜耳、阿斯利康、罗氏、赛诺菲和辉凌制药都在中国积极地寻找早期创新药物的机会。